从1950年开始盛康配资，原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电讯教官、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就变成了“隐形人”，就连1964年12月澳门秘密回归的原军统临澧特训班总教官、军统局行动处处长、“国防部情报局（就是原来的保密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在写《军统特务组织真相》的时候，也没有说吴敬中在香港做什么“生意”。
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程一鸣跟吴敬中（原名吴景中）关系极为密切：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又同在军统临澧特训班“任教”，程一鸣从军统西北区区长调任局本部行动处长，继任者也是吴敬中。
史料中的吴敬中离开天津不是执行“海峡计划”而是逃离，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介绍了吴敬中离开天津前后发生的怪事：1948年12月14日，吴敬中借着送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华北军政督察组组长李广和回南京的机会，上了飞机就没下来，直到12月22日，毛人凤才给时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副处长（代处长）的李俊才发电报，任命他为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并命令他将老吴“就地予以扣押严惩”。
毛人凤这明显是在放马后炮，因为吴敬中到南京已经八天了，在天津将其扣押，那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了解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谍战史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当年保密局的密电码早已被我方掌握，毛人凤给李俊才发电报，我方也是掌握的——局长抓站长，那也是重要情报。
因为是“工作电报”，所以用的应该是通用密码，而且是给稽查处发报，所以破译起来并不困难，更何况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还带着四个潜伏小组到军管会自首了，所以“吴敬中被捕”这件事，我方必然完全“知情”。
不管李俊才是不是《潜伏》中李涯的历史原型，毛人凤让他留下来“潜伏”，都是一种变相的抛弃：不管他是处长还是站长，在天津的“熟人”都不少，这样的人潜伏，就等于把一头狼扔进人群，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的。
一般来说，潜伏者都应该不引人瞩目，最好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其真实身份，像吴敬中、李俊才这样的“重量级”特务，我方可能早就存下了他们的照片，即使没有照片，也能根据其部下的描述画影图形，潜伏就等于被捉。
如果吴敬中不寻机开溜盛康配资，毛人凤是一定要让他就地潜伏的，这一点原军统（保密局）总务处长、云南站站长沈醉十分清楚：像吴敬中那样的“叛徒”，毛人凤是一定不会让他撤往台湾的。
戴笠和毛人凤对叛徒只是利用，信任是一点都没有的，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练就发号施令本领》中回忆：“有一次，戴笠发现有一个总值日官是共产党的叛徒，那位总值日官忙于指挥内勤特务进防空洞和指挥警卫连与勤杂兵搬运公文箱等。他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责备我，为什么把发号施令与调动卫兵的权力都交给这些叛徒？”
那位当总值日官的“叛徒（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他可能不是真叛变，大家即使仅看本文，也能猜出他是谁）”是一位处长，而按当年军统局本部的规定，处级干部要轮流当总值日官，戴笠一看这位“叛徒”已经成了有当总值日官的资格，就把规矩改了，总值日官只让沈醉一个人来当，而且不许轮换，为了让沈醉接下这桩苦差事，戴笠还专门把沈醉叫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军统局这份家业是他的事业的基础本钱，如果让叛徒利用当总值日时的权力，搞一次暴动，便一切都完了。他与蒋老先生一样，总认为叛徒能叛共产党，也能叛他。他再三告诫我，要十分警惕，并强迫我一定要长期兼任总值日，不准换人。”
沈醉在军统没白当总值日官，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成了所有战犯同学的领操员和喊操员，“指挥”一百多个将军出操（老弱病残者不出操），沈醉觉得很是风光。
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多一百多个将军“发号施令”美滋滋，吴敬中要是不离开天津，自首后也得进战犯管理所，他的继任者李俊才虽然只当了没几天天津站站长，最后也进去了，并直到1966年4月16日才第六批特赦——能赶上那批特赦，李俊才已经算幸运的了，其他“特务同行”如周养浩、陈旭东（可能就是《渗透》中陈明的历史原型）等人，是1975年才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
吴敬中不管是被捉还是自首，进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是免不了的，除非他像程一鸣一样，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吴敬中按正常程序是走不出天津的，因为毛人凤已经决心把叛徒都甩掉了，而且还洋洋得意地跟沈醉显摆过自己的“高明”：“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丢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看李俊才和沈醉的回忆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吴敬中属于“临阵脱逃”，但奇怪的是毛人凤在事发八天后才发电报给天津，而不是在南京将吴敬中就地逮捕，让人不能不怀疑那封电报就是一颗烟雾弹：据说吴敬中在小蒋担保下获释并开除军籍（保密局全称“国防部保密局”，在编特务都是有军籍和军衔的），然后就去香港经商了——少将特务变成了商人，这是不是更方便他在香港从事谍报工作？
史料中找不到关于吴敬中的片言只字，所以我们很难说他逃离天津是对还是错，但是依常理推断，他不管是真叛徒还是假叛变，一走了之才是明智的选择。
如果吴敬中是纯粹的真叛徒，他不自己想办法是绝对不可能离开天津的，毛人凤的狠毒，吴敬中是知道的，沈醉也会向老朋友（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称吴敬中为“要好的朋友”、“老同事”）通报毛人凤的打算：“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
吴敬中就是想隐姓埋名过安生日子而不当特务，毛人凤也会让人“举报”他，这样保密局就又省了一笔经费和薪水，所以依常理推断，吴敬中不得不走：吴敬中跟郑介民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跟毛人凤不是一个派系，毛人凤让吴敬中“暴露”，也能顺手坑一下郑介民，让老吴去跟“刘安国（中将特务文强）”作伴。
如果吴敬中已经死心塌地追随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另一个同学蒋建丰，那么他“逃离天津被开除军籍”就可能是一条苦肉计，如果没有类似“海峡计划”的阴谋，小蒋不可能放下身段去为吴敬中担保。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吴敬中是假叛变真潜伏，那他也还是离开天津为好：天津解放后吴敬中公开潜伏者身份，远不如继续潜伏在保密局的作用大，如果能混到小蒋身边，那么他就可能跟吴石将军一样，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作为职业特工，吴敬中可能会隐藏得更好。
我们依据常理推断，都会觉得吴敬中不管真实身份是什么，走了都比不走强，但这样推理之后，也给读者诸君留下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或许只有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才能准确回答。
问题一：吴敬中在1950年之后变成“隐形人”，他不可能只做一个普通商人，因为商人也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吴敬中“彻底消失”，到底是在为哪方面做怎样的工作？
问题二：如果吴敬中一时犹豫错过最后一班飞机而留在天津，被捉是必然的，被捉后的吴敬中进了战犯管理所，哪一年能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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